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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多元融合推动“对话”空间
  • 2018-08-10 15:55:00 来源:我们杭州 作者:张黎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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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虎一席谈》

  构建新型谈话类节目

  一直很喜欢凤凰卫视一档谈话类节目《一虎一席谈》,胡一虎主持。节目选取每周在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发生的重大事件、焦点或热门话题,请来当事人或各界学者、专家、名人担任嘉宾,每周萃取社会、文化热门话题,主持人、嘉宾、观众各抱持不同见解和理念,实话实说。无论是社会权贵,或是平民百姓,皆可各抒己见,来一场热热闹闹的思想交锋。

  “这里不是一言堂,所有的意见都备受尊重”是《一虎一席谈》的宣传语,正是坚持这样的理念和姿态,使其在中国新闻话语节目经历了当事人接受采访的单口时代;主持人参与话题的对口时代后,成为新闻谈话节目群口时代的开山之作。它颠覆了以往电视节目“传--受”的传播模式,拒绝了规定的宣讲内容,不仅让当事人有话说,让多元思想代表现场针锋相对,更赋予现场观众随时插话、发表个人意见的权利,真正构建了媒体创造的公共话语空间。而作为中国唯一一档大型抗辩式思想性谈话节目,《一虎一席谈》始终秉承凤凰理念,用海外的目光看中国,用中国的目光看海外;以关系国计民生的大话题开启广阔的言论空间。以内外兼修,上下关照的选题设计,形成包罗万象的话语结构。

  言论自由,是这档节目的标签。无论场上嘉宾,抑或场下观众,都能随时举手示意发言,表达自己观点,这档节目给受众提供的话语空间,是之前媒体传播中未曾看到过的。印象深刻的一期,发生在汶川大地震那一年,节目组邀请到了大地震中首先逃跑的中学教师范美忠,被舆论谴责的“范跑跑”,另一方嘉宾则邀请了时评家郭松民。节目一开始,在辩论中,时评家郭松民就显得异常激动,面对范美忠的冷静辩护,他暴跳如雷,痛骂范美忠,甚至拂袖而去,事后被网友冠以“郭跳跳”之名。且不说社会道德标准、礼节礼貌问题,且不说这两位是否被节目组消费了一把,单就从这场激烈异常的辩论中,我们能看到作为节目组给予在场观众和嘉宾最大的宽容空间,有嘉宾在节目中离场继而回场,有观众从最初A观点通过辩论变成了B观点,你赞同发言者的观点,可以鼓掌示意,你不认同发言者的观点,可以举牌表示反对,在这个节目,当事人有了一个平台可以发声,生活在现代的社会人,拥有独立的思考能力和言论自由,而发声渠道寥寥无几,我认为这就是《一虎一席谈》的魅力所在。

  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刘长乐曾说:“一虎一席谈所提供的话语空间是我们现代社会的普罗大众和媒体话语空间的高度拓宽,这种形式的突破是一个时代开放开明的重要标志。”多元的话语空间和和谐社会是一脉相承的,是和谐的最重要前提。

  《我们圆桌会》

  无独有偶,杭州也有一档与众不同的民生类节目

  2010年12月20日,杭州市民主民生电视互动平台——《我们圆桌会》正式开播。开播至今,这个栏目就充满着争议,在有些人看来它只是一档电视台与两办(市委办、市府办)联办节目,有些人把它当作电视新闻评论节目,有些人认为它是一档电视问政节目。其实不然,《我们圆桌会》从它诞生开始就突破了传播电视栏目承载的功能,它既是各界沟通交流的平台,也是汇聚民智的平台,同时催生了一种全新的媒体社会功能——社会治理媒体公共平台。

  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拥有运用舆论的独特力量,社会各界通过广播、影视、报刊、杂志等大众传播媒介,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形成舆论,从而对国家、政党、社会团体、公职人员的公务行为及社会上一切有悖于法律和道德的行为形成制约。现在的新闻舆论监督分两种:一是媒体监督,由记者、新闻评论员对新闻事件进行曝光,或对新闻事实进行批评,发表自己的意见,大部分的新闻舆论监督属于这一类;二是电视问政,由纪检监察或其他监督部门与新闻媒体合办相关的栏目和节目,对违法乱纪事件和人物进行曝光或处理,但这一类栏目的主体不是媒体,本质与新闻舆论监督还是有所不同。这些新闻舆论监督都有一个共同点,把监督对象作为自己的对立面,与监督者截然分开。正如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敬一丹参加《我们圆桌会》研讨会时说:“我们《焦点访谈》开过那么多次研讨会,在我的记忆里从来没有这样一个场合。什么场合呢?我一进来看到那么多桌签,物价局、信访局、旅游局、公安局,还有各区办的领导。在我们焦点访谈看来这都是我们监督的对象,我们一般不和被监督的人一块开会。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她还说:“大家在研究《我们圆桌会》时候,总会提到这么一个词——‘静水深流’。那么,早期的《焦点访谈》就是‘惊涛骇浪’。怎么样从‘惊涛骇浪’到眼前的‘静水深流’,让监督者和被监督者坐在一起?在当初的《焦点访谈》遭到非常强烈抵制时,也有人跟我们说,应该做出一个让监督者也很满意的节目,我们大家异口同声回答不可能,怎么可能让利益的两面都满意呢?可是《我们圆桌会》这个栏目却实现了大家在一个圆桌里面讨论,双方形成一种新的关系,媒体有了一个新的位置。”

  《我们圆桌会》最大的突破在于,不再是“我监督你”、“我报道你”,而是从“矛盾对立”到“达成共识”。圆桌代表了话语权的平等,公平性是《我们圆桌会》的基本原则。公众可以批评政府,政府可以解疑释惑,专家可以深入剖析、媒体人可以评论,无论谈话参与者具有什么身份,都不能表现得强势。

  解决问题是目的

  沟通改变生活,对话推动进步。

  “沟通改变生活,对话推动进步”这是《我们圆桌会》的广告语,也是这档节目真正想表达的理念。

  在西方传播学理论中,新闻媒体与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被称为第四权力。这种以“质疑”为天性的特质,无法很好地参与并推动协商民主的实施。而在我国,媒体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理应发挥起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我们圆桌会》利用“近水楼台”之便,开启了国内谈话类节目直接把市长和相关职能部门一把手请上节目,“对话市长”的先例。由于国情不同,西方国家领导人通常是各大电视台的常客,他们会和本国的专家学者甚至对立政客在电视节目中唇枪舌战,表达给观众他们各自观点。在中国,百姓上访需要通过信访部门,通过层层职能部门更是需要耗费很长时间,更别说直接和市长面对面对话。例如2015年的圆桌会特别节目“2015年民生十件实事,市长听你说”,在杭州电视台一千平米的演播室,现场有六十多位热心市民来到节目,他们中有人大代表、民情观察员、热心市民,而台上的嘉宾是时任杭州市市长的张鸿铭及其带领的与民生工作密切相关的15个职能部门一把手,聆听大家的意见和建议。节目中时任市长对近些年来的工作做了简单概要,各职能部门对所管辖的区域政策做了解读和展望,而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接下来,各路热心市民踊跃发言,开始对自己生活所涉及的领域政府做的不到位的地方发起了“吐槽”。一位民情观察员如是说:“大家都认为十件实事做得好,但我还要向市长提一提我认为做得不够好的。第一点就是方便市民出行,我觉得做得是不够的。比如21路公交车从西湖区到城站,有一站在总管塘车站停,但是从城站开往西湖区,它停车地点在新城隧道东口,新城隧道东口跟总管塘要相隔好几条马路,横穿整个四季青,这样给老百姓出行带来很大的不便。”就这个发生在你我身边可以说芝麻绿豆大小的生活便利问题,时任市长张鸿铭立马在节目现场做了回应:“刚才公交车的事情,交通和城建集团要抓紧亲自去体验一下,为什么要取消,原因要搞清楚,需不需要进行调整,要有对策和措施。”如此一来,一些民生问题立即在节目现场落实了解决方案,或者说政府部门的内部会议通过节目直播给了市民,同时给了市民一颗定心丸。有学者认为,在社会转型期,很多市民患上了“我不信”强迫症,在现代社会,当政府缺乏公信力时,无论说话真假,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这种被称为“塔西佗陷阱”的现象在一些地区、一些时机严重困扰着公共治理。《我们圆桌会》正是搭起了这样一个媒体公众平台,发挥起了公共舆论沟通功能,促进对话沟通,化解社会矛盾,并且在这一过程中,突出媒体的公开、公平、公正特点,持续不断地推动协商与对话,回应市民期待。

  结论

  无论是《一虎一席谈》还是《我们圆桌会》,我们得出两点结论:

  一、当今社会,受众越来越希望有权威渠道发声,有公平的对话。事实上,各类发声平台层出不穷,以UGC和PGC为代表的媒体尤为突出,受众可以在此畅所欲言,然而权威性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差强人意。显然,作为OGC的传统媒体,是拥有这两类功能的,但同时,传统媒体在传播时更需要有包容意识。为什么这么说?在利益多元、观念多样、思想多变的今天,“差异”客观存在。面对不同的声音,抑或可能出现的偏激声音,应该确立一种包容的社会文化。传播真实反应社会各界声音,使媒体站在民意、道德和文化的制高点上,汇聚百姓和相关领域专家的声音,引导人们对自身行为进行反思,充分发挥舆论引导的作用。正如这两类栏目,每期都会邀请来自党政、市民、院校、行业企业、媒体各界的人士相聚,实现多方互动、各界交流、相互沟通、彼此理解的社会效果。电视栏目中的公开、公平交谈,不仅仅是媒体自身与语态的改变,更是参与各方的语态改变。每一个交谈都怀揣着期待坐到他人对面,既自我表达,又倾听他人。

  二、多元融合下的社会角色发生转变。政府、媒体、民众之间的三者关系在发生微妙变化。为什么说有那么多人在互联网、自媒体、微博上吐槽、发牢骚,说明社会信任度与满意度不高,社会成员之间、民众对政府之间,存在不满、猜疑、隔阂。以往,媒体在履行社会责任、行使舆论监督权力方面颇感力不从心:一方面是市民的深切期待,一方面是被关注对象的自我诉求,两者似乎形成了难解的矛盾。媒体能否以新的形象出现、以更有效的方式来承担社会责任,这是新时代媒体所要考虑的问题。面对各种多发社会矛盾,媒体不仅要揭露问题,还要搭建平台发挥公共舆论沟通功能,促进对话沟通,化解社会矛盾。

  另一方面,比信息公开更重要的是谈话过程被公开。大众传播的最大特点是媒介面向全社会传播信息。在《一虎一席谈》和《我们圆桌会》现场,嘉宾、市民往往会围绕主题表达意见,同时接受“谈话对象”以及“不确定对象”的回应、推敲和审视。实际上,对话参与者在表达自身诉求、说服对方嘉宾的同时,也是在努力说服电视机前的观众。

  正如创办《我们圆桌会》之时的初心,我们要以“让我们生活得更好”为理念,以“我们、交流、理解”为主题词,建立党政、市民、媒体“三位一体”和“四界联动”的交流沟通电视平台,通过电视媒体传播手段,实现多方互动、各界交流、相互沟通、彼此理解,使之成为促进民主民生、推动科学发展的重要渠道,成为汇聚民智、加强沟通的重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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